在数千年前的世界里，一位学者在一块壁画上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并迅速被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这个秘密说的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块神奇的宝石。这块宝石能够让找到它的人得到神赐的力量，征服并统治这个世界。于是，世界各地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纷纷加入寻宝的旅程中。 　　在寻找宝石的道路上，充满了千辛万苦，恶劣的天气、崎岖的道路、凶残的野兽等，让寻宝的人数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并退出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寻宝之旅。 　　一年、两年……五年过去了，只有寥寥无几的人还在坚持寻找这块宝石，剩下的几个人不知道这块宝石是否真实存在，也不去管别人的质疑，还是继续跋山涉水，行走在寻找的路上。 　　又过了五年，全世界只剩下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继续寻找，他一边走一边暗示自己，你一定可以找到那块宝石。终于有一天，他在地中海的一块岩石下面，找到了那块宝石，与壁画上描述的完全符合。那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那个人紧紧地抱住它，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十年时间里，艰苦的寻找，让他饱受恶劣天气的侵袭，受尽了各种磨难。 　　他高高兴兴地把宝石挂在胸前，准备回到他的家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自己因为佩戴了这块宝石，身体有什么力量上的变化，只是觉得身上多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但是，每当他走到某地，有人看到了他胸前的宝石，都会对他说：“你是真正找到宝石的人，你拥有神赐的力量，我能跟随你成为你的手下吗？”他微笑着点点头，欣然同意。 　　于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看到他胸前的宝石，都自动自发地加入追随他的队伍。等他回到家园，他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了。他顺理成章地让那些人帮他修建了皇宫，他当上了国王，成为那个时期最有实力的君主。 　　至于那块宝石呢，他把它放在了皇宫的某个角落里，后来人们发现，那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水晶石。 　　事实上，这个人并没有因为宝石而获得传说中的力量，而真正让他成为国王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用了十年时间找到了那块宝石。一句话，他是所有人中最有意志力的人！

　　2018年3月26日，脸书上一则简短的消息在全球越野圈荡起涟漪：“着名的加拿大耐力跑运动员盖里·罗宾斯第三次尝试巴克利100英里（约161千米）超级马拉松失败，宣告今年的巴克利马拉松无人完赛。”自1986年巴克利马拉松第一次开赛以来，只有15人成功跑完全程，完赛率不到1.3%，其间有多达十几届无人完赛的“辉煌”记录。 　　巴克利马拉松的路线设在美国田纳西州东部的冰顶州立公园内，全长100英里，选手要绕20英里起伏很大的山道跑5圈，比赛限时为60个小时，累计爬升超过18000米，相当于在60个小时内连登5次富士山。不仅如此，许多路段达到每千米上升488米的陡峭度，且布满粗大的荆棘和断树。这场比赛既没风景，又无标记，荒凉得仿佛与世隔绝。每年3月底至4月初是田纳西州的雨季，气候多变，温差悬殊，选手们注定要在早春的凄风冷雨里，在湿滑陡峻的山路上苦苦寻觅挣扎，拖着僵尸般疲惫麻木的躯壳，与迷路、断粮、失温、脱水乃至幻觉纠缠搏斗。常有选手因为极度的脱力而直接栽倒在赛道上昏睡过去，磨伤、刮伤、跌伤、刺伤、咬伤更是家常便饭……赛事对于选手的要求极尽严酷苛刻之能事。参赛者必须遵从主办人加里·坎特雷尔设计的一套“冷血”规则：第一，禁止陪跑和后援，赛道上只有两个补水站；第二，每一圈的全部装备补给都需要选手自己全程携带；第三，除纸质地图和指南针之外，不准携带包括GPS在内的任何智能定位设备；第四，除了艰难行进，每一圈还必须找到事先藏好的7～13本旧书，并收集对应参赛号码的书页，以证明自己确实严格遵照了错综复杂的比赛路线。另外，赛道几乎每年都要加入新的山头，以增加难度。 　　巴克利马拉松赛的成立源于一宗越狱事件。1977年6月10日，马丁·路德·金的刺杀者詹姆斯·雷从邻近冰顶州立公园的一所监狱越狱，54个小时后他被成功缉获。令人惊讶的是，整整54个小时，他竟然只逃到了距离监狱12千米的地方。当警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地倒在树丛里。不得不佩服当年监狱选址人的眼光，巨大阴森的不毛之地让人难逃它的魔掌。田纳西本地的马拉松选手加里·坎特雷尔从这次事件中获得了灵感，于是，一项“荒诞”的赛事——巴克利马拉松，就在这片丛林里诞生了。因此，也有人说，巴克利马拉松根本不是比赛，它是一条越狱之路。 　　1995年，英国人马克·威廉姆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认为自己“完赛100英里是不可能的”，他用时59小时28分钟跑完全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完赛巴克利马拉松的人。 　　布雷特·毛内斯或许是坎特雷尔最不愿意见到的人。2011年，毛内斯首次参加巴克利马拉松就成功完赛，2012年不仅第二次夺冠，还创造了保留至今的52小时3分钟的成绩纪录。坎特雷尔当年曾放言：“要是给我54小时，我能走出100英里。”可事实证明他输了，他这个创始人在巴克利马拉松的最好成绩也只有一圈。他没想到，他当年做不到的事情，毛内斯却做到了。 　　巴克利马拉松史上最伟大的参赛者是现年38岁的美国人杰瑞德·坎贝尔。他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次完赛。他曾说：“在巴克利，可能一坨鸟屎都会让你无法完赛。路段陡峭，你需要用屁股顺势滑下，或抓住多刺的树枝攀爬，这不是传统用脚跑的马拉松，这简直是在与恶魔斗争。” 　　33年来，参赛选手中不乏世界级超难赛道的冠军选手，还有不少户外耐力达人，然而对近99%的参赛者而言，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巴克利马拉松的选手们都非常清楚，这项比赛的设计理念就是让他们不可能完赛，但他们仍然满怀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比赛的起点。2009年的完赛选手安德鲁·汤普森就是一个例子，他第10次挑战巴克利马拉松才获得成功。 　　巴克利马拉松的赛道越来越长，爬升道路越来越陡，完赛率永远无法提高。然而今天绝大多数失败者所表现的能力，早已大大超越了早年的选手，甚至是完赛者。因此有人打趣说，这项赛事也从某个角度记载了一段人类耐力极限的进化史。 　　ldquo;只有那些愿意冒险走更远的人，才有可能发现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巴克利马拉松就是这样的存在。你必须跑得快，哪怕会随时崩溃；你必须睡得少，哪怕会随时昏睡；你必须在彻底绝望下开始新的一圈，哪怕你铁定无法按时完成；你必须走得更远，因为唯有更远才够远。 　　一次又一次与不可能抗争，与不可能的信念桎梏抗争，是这场看似简陋而荒谬的超级马拉松比赛最为激动人心和难以企及的闪耀之处。

　　8月我去了一趟美国。记忆中不知道去过多少次美国了，有时是学习或公干，有时是旅游。每次都是匆匆去匆匆回，很少有机会和当地人深度接触。 　　但这一次不同，虽然是带儿子去美国旅游，但是我去了不同的城市，见到了居住在当地的十多位朋友和亲戚。 　　在和他们进行了深度交流后，我发现了他们改变命运的共性。 　　01 　　▼ 　　朋友Kent在洛杉矶定居。很久没见了，既然来到洛杉矶，当然要去见一面。恰逢他搬新家，他的一些国内高中校友也过来相聚，家里一时热闹非凡。 　　Kent曾经就读的高中，在汕头是首屈一指的中学，输送了很多人才去985、211大学，他在美国的高中校友也有近百名。 　　在他家聚会时，我认识了他的几位学弟学妹，他们全部都是留美博士，而且都是在国内本科毕业，考到美国某大学读博士。 　　小D是一位博士后，来美国已经5年了。他知道我们来自广州，很高兴地对我们说，以后有机会在广州见面，因为他被广州一所知名大学聘请为大学教授，很快就要回国任职。 　　听到这个消息，除了替他开心以外，我感到很震惊。因为在我记忆里，通常大学老师被评为正教授，都要熬资历，多数人到40岁还不一定能评到。而小D今年只有29岁！ 　　学校为了吸引人才，不但给他正教授职称，还提供非常丰厚的房补车补。 　　小D告诉我，如果在国内大学教书读博士，的确需要从副教授、教授按部就班来。但是国外留学生不一样，如果没有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是无法招募到优秀人才回国的。 　　这种感觉就像是高铁和绿皮车的区别。搭高铁，从广州去上海只要8小时，而绿皮车得多一倍的时间。 　　同样的起点到终点，从美国读博回国发展就比普通人要快了5-10年。 　　小C是Kent的另一位学弟，他此行是来告别的。不过他不是回国，而是从洛杉矶搬去旧金山。 　　小C在美国读博期间，太太过来陪读，在当地顺利找到了工作，于是扎根了下来。太太在国内从事的是市场营销工作，在美国发展得不错，最近成功地被谷歌高薪聘请，于是去了旧金山工作。 　　小C和太太有个2岁孩子。旧金山到洛杉矶开车要6个小时，太太工作繁忙，不可能经常回来。正在我担忧他们两地分居怎么办的时候，小C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把房子卖掉了，过两周就举家搬到湾区（旧金山）。 　　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生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我问小C找到工作没有，他说，找到了一份在家办公的工作，这样他也可以方便带孩子。 　　像小C这样从事科技类的博士生，在美国是不愁就业的。他们可选的范围很多，既可以去高科技公司上班，也可以在家soho，或者创业，如同硅谷无数家创业公司一样。 　　同行的还有几位非常年轻的博士，其中一位来美国2年，还在就读中。他叫小A，是一个非常腼腆，一说话就脸红的男孩子。 　　他读的专业是神经学科类，用他的说法，这是一门学术很强的学科，未来就业也主要在大学或者科学研究方面。 　　但是小A并不担心就业问题，他很喜欢这个专业，这就是他的兴趣所在。美国有很强的科研学术土壤，小A可以专心地从事他的学习和研究。 　　和这些博士生交流，最大的感受就是教育改变命运。他们在国内是普通的大学本科生，来美国读博士后，在某一个领域学有所成，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从容自信的生活。 　　没有人谈买了多大的房子，赚了多少钱，大家讨论的都是学术方面的见解，以及工作和生活的看法。这种感觉更多是来自精神上的富足。 　　02 　　▼ 　　我的叔叔在美国定居了30年。他在台湾出生长大，本科毕业后，他考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了美国。他一直在微软工作，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 　　叔叔有一儿一女。他的儿子Alex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金融学硕士，女儿Aileen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耶鲁大学，去年刚刚毕业。毕业后她成功申请了奖学金，去日本游学了一年，今年6月份才去纽约彭博社上班。 　　我问叔叔，Aileen毕业后去日本游学，不担心找工作问题吗？ 　　叔叔说，像Aileen这样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是很多企业争抢的对象。她一毕业手上就拿了很多大企业的offer,，她是可以挑选工作的。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国家。Alex一毕业去证券交易所就职，年薪就高达20几万美金。而Aileen也很好，第一份工作就有10几万美金的年薪。 　　这足以说明，高等教育在美国就业的重要性。 　　美国人非常注重大学的人脉圈。Aileen就读的耶鲁大学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除了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之外，很多权贵阶层的孩子也在这里就读。比如某国王的女儿，某国首富的儿子，或者某政要的孩子。 　　像耶鲁这类的顶级学府，每年都有少量名额预留给各国权贵阶层。在这里就读的学生，要么有权势，要么有钱，要么有才。 　　所以美国的精英社会，就是由权贵和人才组成。而毕业于顶级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就等于跨进精英阶层的第一步。 　　叔叔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于普通人来说，考进顶级大学，是人生少有的一次和权贵阶层建立人脉的机会。 　　是啊，社会本来就有阶层之分，不同阶层的人几乎没有交集圈。最有机会产生交集的机会就是大学时期，同学关系往往是最牢固的。 　　Aileen的朋友几乎全部都是耶鲁校友和哈佛的一些朋友。谁也不知道这些人脉和关系，对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这些都是人生最为珍贵的财富，一旦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03 　　▼ 　　美国崇尚精英阶层，而精英无一例外都是高学历人士。 　　同样，美国社会也很现实。虽然美国也提供一些基础社会保障给低收入人群，但如果不学习或者没有一技之长，生活一样陷入窘迫。 　　去Kent家拜访的时候，他们刚搬新家。Kent的太太对我说，美国搬家公司很贵，于是她找了一个华人的搬家公司，花了几百美金就搞定了。 　　后来我问当地另一位朋友，为什么华人搬家公司会便宜这么多呢？ 　　朋友告诉我，不是华人搬家公司便宜，而是那些不会说英文，没有学历的人收费便宜。因为不会说英文，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被雇主压低工资。 　　朋友说，她的亲戚来美国20年，至今不会说英文，只能去餐厅做后厨，从早做到晚，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多美金。嫌收入低也没办法，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 　　和美国的亲戚朋友们深度交流后，我深刻感受到美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度。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可以在科技和创新上，遥遥领先全世界的原因。正是因为全社会重视，才给了更多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其实在中国也一样，读书仍然是大多数普通人，实现阶层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是一条全世界通行，自古以来就验证成功的路。 　　马车再努力，也跑不赢汽车。想更大限度地自我增值，唯有学习。这是最低成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 　　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这个例子无数次地被胡适用来证明“科学可以救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哪里还能指望“科学”能救国!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01-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 　　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 　　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ldquo;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感慨万千，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 　　3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 　　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02-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 　　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老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的年纪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 　　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作重大的使命来完成。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不付出绝对没有回报。 　　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我很大的信心。 　　-03-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 　　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 　　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 　　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 　　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 　　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 　　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1 　　收到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的邀请卡，是她的孩子要举办个人钢琴演奏会，地点在权威性很高的一家音乐厅。 　　我不禁大吃一惊。记得几年前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几个妈妈还在互相推荐钢琴老师，孩子们差不多同时开始学钢琴。我们的孩子虽然一直有在学，但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这位朋友的孩子却坚持了下来。 　　问她如何做到的，朋友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每天坚持弹而已。开始是一天一两小时，后来孩子自己要求加到三小时以上。就这样，几年坚持下来，就弹得很好了。 　　这位妈妈说，我家的孩子不是人家说的很有天赋那种，但细水长流，每天坚持，就有很大进步了。 　　我们去看了孩子的演奏会，看到以前有点害羞内向的他，如今在台上行云流水、淡定自如的样子，真是判若两人。一直坚持的成果除了给孩子带来价值感，还带来了自信。 　　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明明很努力了，为何还是不成功？我一直没放弃过，为什么就是没效果？ 　　道理很简单。一样东西坚持每天学一点和时断时续地学，效果真的很不一样。 　　2 　　这种间歇性努力，相信很多人都能拿出好几个例子来。 　　比如办了张健身卡，一开始可打着鸡血，甚至冒雨都要去。去了一阵子，体重真的降下来几斤，于是开心地犒赏自己一餐美食。接着出去度了几天假，体重又回到原来，甚至更重了。 　　你会有一万个借口不去健身，然后激情降温，觉得瘦身好难，零零星星又去了几次，卡到期了。 　　但你感觉自己一直在做这件事啊，明明很励志很努力了，怎么就没效果呢？ 　　有个国外的朋友介绍了一个客户，他给我打电话，说客户想亲自过来考察。他还说，你的英文应该很好了吧，记得你以前一直有在学。 　　听得我惭愧得想找个缝钻进去了。 　　说起我的学英语之路，那是真的从没放弃过，直到现在还在学呢，算起来，也是十几年了…… 　　从大学毕业起为了提高口语，我报了无数个培训班。记得当时白天上班，晚上还顶着呼呼寒风，手上抓着食物，走在人行桥上，匆匆赶去学英语，可以说很努力了。只是，和健身一样的命运，总有一段时间会停下来。 　　如果说一点没进步那也不对，确实进步了，从以前的入门到现在的初级阶段，能用口语简单交流了。但这么一点进步居然用了十几年时间，荒废了多少时间和金钱。 　　如果，我当初一直坚持下来，每天一点点，就是每天几个单词的硬背下来，现在也是一万多的词汇量了。朋友再打电话来，我就能很自豪地马上答应他了。 　　真正的努力就是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直到把它做好做精。 　　3 　　为什么间歇性努力效果没那么好，因为你的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新的开始，导致深入度不够，要花上很长时间去温习之前学的。 　　而在学新知识时，又会停下来一段时间，这样不断地重复，看起来似乎没放弃过，但却是一直在原地踏步。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意思是说，如果有恒心，又何必每天起早贪黑；最不好的是，做一天，歇十天，只有三分钟热度。 　　间歇性努力和持久坚持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但结果却可能是一百万步的差距。 　　所以，当你有各种借口想要停下来的时候，请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都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了。 　　只要不停下来，我们就离成功那一步不远了。 　　来源：写手圈 | 作者：芦屋主人

　　文字来自《我是演说家》丨演讲者：熊浩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 　　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 　　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他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 　　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却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 　　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 　　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 　　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 　　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 　　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 　　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 　　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 　　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 　　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事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 　　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 　　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 　　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 　　什么是“万世师表”？ 　　先生一心一意投入教育事业，来看看陶行知对教育的理念，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看来，竟然丝毫不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 　　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1 　　前几天，有个新婚不久的读者加我微信，聊到现状。多年的异地恋终于在今年修成了正果，为了在一起生活，她只能放弃原先熟悉的环境和工作，去到先生所在的城市重新开始。 　　她曾以为这样就能带给自己安全感，可现实却很快打碎了她的期待。陌生的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没有工作，也不认识一个朋友。先生工作忙碌，她便经常闷在家里发呆，想要做点什么，却又迷茫得不知该从哪里着手。 　　在我听来，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她所面临的，是一个由外而内将生活打碎重组的过程，从一开始，她可能就没有做好要去适应这些改变的准备。我相信很多人在面临被迫改变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迷茫。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改变呢？ 　　这显然与安全感有关。对安全感的追寻，让人对稳定的环境有不自觉的依赖，而改变却会打破这些现有的平衡。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失败的担忧，是我们对改变最终极的恐惧。 　　可遗憾的是，人生终究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聚散，职场的考验，境遇的变迁，这些都是避无可避的事。如何面对改变，其实是摆在每个成年人面前的必修难题。 　　那天聊到最后，我对她说，如果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就先从做一件最简单的小事开始。至少，这意味着你开始着手主动去适应这种改变，而不是听天由命、束手无策。 　　逃避和依赖，永远带不来真正的安全感。只有面对，好的改变才会发生。 　　2 　　我对此深有感触。刚毕业时，为了寻求所谓的安全感，我进入一家企业单位工作。可当稳定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我却对这份工作的前景感到严重怀疑。那几年，我经常一边加班写材料一边心生莫名的烦躁，感觉前路迷雾重重。 　　我把自己困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以为这就是保有安全感的良方，但内心其实充满了不安。我还那么年轻，可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又该去往哪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种种抱怨当中——抱怨工作内容过于单调枯燥，抱怨收入与付出根本不成正比，抱怨自己晋升无门无人赏识。然而，越抱怨我就越痛苦，越痛苦就越一事无成。 　　直到我决定主动出击。我去读了在职研究生，报考了新单位，后来又重新捡起对文字的爱好，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写作。不断地改变，像无意间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宇宙。在那里，虽然也会经历各种失败，但每取得一点点的成绩，都能让我慢慢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和选择权。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曾经追求的稳定，不过是在自我设限。当你愿意跳出舒适圈，直面改变的时候，很多恐惧其实就已经迎刃而解。因为你已经有能力用自己的行动，去解答对未知的疑问。 　　每做一次勇敢的改变，都会为我们的安全感增加一份真实的筹码。 　　3 　　看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唯一的安全感，来自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改变就是这样一种主动的选择和体验，把自己放置于各种可能性中，像个泥人，不断打碎，再重塑。每更新一次，都难免会伴随痛苦，却也都会遇见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自己。 　　一位朋友在离异后下定决心减肥，然后用一年的时间，把自己从130斤练成带马甲线的单身辣妈。不仅如此，因为立志要自食其力，曾经只懂得当全职太太的她，还成功推出了自己的手工蛋糕作坊，成为一个网红美食店主。 　　如今的她看起来又美又自信，经常同我感慨，原来生活还可以有这么多惊喜，原来自己还可以有这么大潜力。“我曾经致力于追求安稳的后半生，直到不得不做出改变才发现，最好的安全感只能靠自己给。” 　　确实，当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面对它的态度。 一个人若是有不惧改变的决心，无论什么年龄、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一样有机会迎来成长的惊喜，一样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的新生之路。 　　觉得迷茫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好好审视现状，做好选择。从微小的改变开始，在循序渐进中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你要相信：不害怕改变，就能和幸福遇见。 　　来源：一直在念念（ID：nnsg1021） | 作者：念念

　　公元1978年，这一年的夏天，武汉的气候惯如以往地炎热，珞珈山脚下的武汉大学虽绿树成荫，却也不是户外活动的好地方。但是高温并未减少校园里来回奔走的人头－－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中断十二年的研究生招生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首度恢复，报考年龄界限从原定35岁放宽至40岁，无数中断多年的梦想被再次点燃，仅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就达300人之多。 　　复试在7月举行，报名地点是武汉大学校内的宋卿体育馆。在这里，来自汉阳中学的青年教师何念龙见到了分别十年的大学同学周光庆。历经4月份的初试淘汰，唐宋文学专业的报考者仅仅剩下十六人，等到9月份正式录取时，他们中又将淘汰掉一半。 　　1978年，武汉大学总计招收了170名研究生，他们被安排住进了桂园食堂边的研究生楼。这栋四层平顶小楼后来被重新粉刷成黄色，重新命名为桂园一舍，时至今日，已被安排做女生宿舍。 　　1978年武汉大学新生入住的时候，唐宋文学专业的三名学生，何念龙，毛庆，易中天，和古代汉语的丁忱，被分在了研究生楼一楼的一间寝室。在这一届的同学录上，除了易中天之外，剩下三人的籍贯均为武汉。但实际上，籍贯湖南的易中天，早在6岁就随父母到了武汉，在武汉度过了中小学时期，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才去了新疆。在他临行前送给妹妹的笔记本上，还写着一首豪情万丈的七律，最后两句是：如何借得东湖水，洗砚调朱写未来。少年时意气风发，挥别武汉奔赴新疆的易中天恐怕无法想到，十三年后，他又会再次回到这个伴他学习成长的地方，和众多师兄弟一起，在东湖之滨洗砚调朱，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岁月。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那几年入学的研究生学习都很努力，很珍惜。十多年的青春被白白放逐，很有点“向四人帮讨还青春”的激情。但是不同于今天追求效率压缩学制，除了大师兄唐异明在81年2月因赴美而提前半年毕业之外，多数人还是按部就班，更广泛，深入地学习。 　　七八级哲学系研究生邓晓芒回忆说，“当时的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可说是学术荟萃之地，除了各个专业的学生之间来往以外，影响力更向外辐射，外校的很多学生也被这里的学术环境所吸引，以武汉大学为中心聚拢过来”，除了正式的会议之外，还有大量的小聚会，所聊话题未必和自己的专业有关，但涵盖范围却甚广，更能收到开阔眼界之效。易中天在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文学作品研究，而是选了文论《文心雕龙》，研究其中的美学思想。选择这个题目，除了 吴林伯先生给学生们在讲了一年文心雕龙，引起了易中天的兴趣之外，对于美学的爱好，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跨专业的沟通。 　　很多人能从易中天身上感受到他的骄傲－－“易中天极其聪明，但是人很高傲，不太讨人喜欢。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他就会看不起你，有时候，一句话顶死你”，邓晓芒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我家里，有个学马哲专业的小年轻和我聊天，说他也对美学有兴趣，想研究美学。易中天在一边听见了，当面就对这个小年轻说：‘就你？还想研究美学’？” 　　即使是当了老师以后，易中天的骄傲的锋芒也时有显现。现在通过央视收看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观众恐怕不会想到，二十年前，易中天在武汉大学开授两门公选课，讲《文心雕龙》和《中西比较美学》时，课堂的场面火爆，丝毫不亚于今天观众的热情。不过今天的观众不必担心迟到的危险，而在当年，易中天的课尽管场场爆满，但是如果有学生迟到，还是会遭到他狠狠地批评。 　　今天的多数观众无缘面对面欣赏易中天讲课的风采，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家对二十年前，武汉大学讲台上的那个易中天的想象－－“现在他在百家讲坛远没有他当初讲课讲的好，在电视上讲，限制太多，一点都不能讲错，太紧张了，会影响发挥”，邓晓芒至今仍对当初的易中天评价非凡。 　　和邓晓芒一样，易中天留给身边同学的印象，也远远不止骄傲一样。相比同级的研究生师兄弟，易中天的年龄是较小的，因性格活泼，同学之间也乐于打趣。但就是这个年级最小的室友，到了每年的寒暑假期，却比其他三位武汉同学都要忙－－七八级的研究生，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家，别人从学校到家不过一段公交车程，而易中天却得计算时间收拾行李，坐上几天的火车赶回新疆，和妻女团聚。 　　多年以后，易中天自嘲“一流父亲，二流丈夫，三流作家，四流教授”，同学丁忱说后两条是过谦了，但是前两条，却是在很早就留下过深刻印象－－“那时候，易中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不知道是没发出还是给退信了，被我们看到了，大家互相传阅，一致评价是‘感情强烈，使人心动’，成一时话题。” 　　1981年夏，武汉大学七八级研究生毕业。那是一个研究生供不应求的年代，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在诸多等待的单位中尽情选择。但是易中天却面临回新疆－－早在他考来武汉大学读研之前，他就已是新疆有名的诗人，现在又读了研究生，人才难得，兵团自然不愿意放，再加上妻女均在新疆，回去，成了必然的选择。1981年的年底，当应届的同学各自找到新的学术岗位时，只有易中天踏上了西进的火车，默默返回了新疆。 　　易中天早在新疆干农活的时候，诗人杨牧就送给他两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船到桥头自会直。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仅仅隔了一年，就开始有了转机。大概是学校也感觉人才难得，通过努力，又把他要了回来。 　　在新疆的短短一年时间，往往被人忽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易中天从1981年的毕业研究生到1982年的武汉大学青年教师，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是这一年，仅仅是易中天在武汉大学一个新的身份的开始。 　　1982年，青年教师易中天初到武汉大学，面临的景况并不算好。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人，远远不止七八级的研究生一代，太多的老先生排在前面，要尊重老同志，要论资排辈，入校最晚、资历最浅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压在了最后。一年以后，转为讲师，但是情况却显得更加渺茫－－直到十年后离开武汉大学前夕，他还是一名讲师。 　　24年后的2006年8月，已经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谈起了当时的压力和凄凉－－同班同学付生文英年早逝，追悼会上，易中天抑止不住凄凉写了一副挽联：“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这副挽联，在今天看来，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凉景况缩影。但是因为感情的悲怆，却往往让具体的细节和应有的变化，为人们所忽视。 　　1981年付生文面临毕业，因为家在农村，要解决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成了首要问题。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无力解决，最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市公安学校任教。新单位顺利解决了付生文一家的户口问题，还分给了他三室一厅的住房－－“三室一厅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看，是非常好了，户口，煤气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市公校都给了最大的照顾，应该说，还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总体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景况是很苦，但还是在逐渐改善”，何念龙和付生文是本科同年，研究生同班，对他的情况较为熟悉。 　　尽管在各种生活条件上，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最大的便利，但是学问的失落和家庭的压力，还是让付生文感到了巨大的不适。 　　1984年，付生文重新回到武汉大学，进入《写作》杂志工作，1985年11月，突然倒在讲台上，当夜去世。 　　1985年的年底，武汉大学青年讲师付生文去世，易中天看见他家徒四壁，第一次深深感到了学术的凄凉－－此时，距离他的第一本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出版还有三年；距离他出版第一批面向大众的文化随笔（《品人录》等）“生产自救”，还有十五年；距离他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声名大噪，还有整整二十年。这一年里，易中天同那个时代留校的大多数青年教师一样，和妻女蜗居在一套狭小的住房里。 　　当时的易中天，住在武汉大学南面的一栋一室一厅的小楼内，这幢小楼原是给单身教室和新婚夫妇住家用的，因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鸳鸯楼。1988年的冬天，因为条件简陋，易中天的妻子在鸳鸯楼内煤气中毒了：“当时是冬天，我们在家里烧蜂窝煤炉子来取暖。结果走的前一天，妻子中了煤气，只好把她用大棉袄、大棉裤、棉被包好，抬到阳台上，坐在阳台上透气。” 　　此时，易中天已年逾四十，早已不再是鸳鸯楼最初的目标住户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仍是讲师的易中天选择了离开武汉大学。此时，他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上卸任不久。新的工作地点选在了千里之遥的厦门大学。 　　2006年的8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上，面对主持人的步步逼问，易中天仍然把离开武汉、南投厦大的原因归咎为武汉的天气不好。此时他已经离开武汉十三年了，也许对于他来说，这十五年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无数平凡的岁月和冷遇被他对付过去。在厦门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有课可以安排。当年为他送行的邓晓芒谈起这点，语气之中充满了惋惜－－“他又是一个那么喜欢讲课的老师”。 　　2004年，在成名的前夜，易中天曾经在武汉大学有一次短暂的停留，此时的他已经出版了数本学术随笔，并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初露头角，得到了为数不少的读者青睐。此刻，时隔十年，重登武大讲台，身份却由本校老师变成了外校学者－－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年，丁忱旅居日本，未能在武汉大学遇见易中天。但当他在海外的中文频道里看见易中天时，竟然生出几许悲凉的感慨－－“我看见他在电视上的样子，第一当然是欣喜，替他高兴；第二就是感觉到，他明显老了。当年的易中天，差不多是我们同学里最小的一个，但是后来看见电视上的他，比印象里苍老了十岁”。 　　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传播者，十年岁月所改变的，不仅是人，技术的进步，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给了易中天机会的同时，也改变了时代和社会本身。“易中天探索了一条学术和市场结合，知识普及传播的成功之路”，这是何念龙对他的评价。 　　81年唐异明赴美前，黄焯先生题字为念：“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二十年后回顾易中天为达到目标所走过的道路，总能看到这句话的影子。 　　并不是所有的岁月磨砺，都能通向成功，能抓住机会的，永远只有少数人。就像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来得及送他一程一样，恐怕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不会预见到他的将来－－2004年是他成名的前夜，距离声名大噪，仅有一步之遥。 　　1993年易中天临走前，邓晓芒受易中天父亲之托，来婉劝他留下。那是在他临行的前一天，邓晓芒一边帮助他收拾行李，一边劝他留下。说了很久，易中天只是轻轻叹息，现在是箭在弦上，不走也不行了。 　　当时的厦门大学，除了自然环境之外，并不是一个比武汉大学更好的选择。在一个以闽南语主导的人事环境中，一个外来的教师要打开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这个人是聪明热情、善于交际的易中天。 　　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难道真的因为环境原因？还是这句话已经表明他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 　　1993年易中天坐火车离开武汉，南下福建，他一定从车窗里眺望荆楚大地。列车驶过武汉的街道和河流，他在这座城市里，渡过了他全部的学生时代，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最初的幻想。 　　这将是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怀念。 　　究竟什么原因使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 　　自老易成名以来，这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今天之所以再度提及，缘于近日武汉的记者就此问题再次对老易进行了穷追猛问。10月29日，老易在武汉崇文书城签售，好事的记者又开问 “有读者让我代问您，当年您离开武汉去厦门，是因为武汉的气候恶劣。这是不是伤害了武汉人的感情呢？” 　　之前，曾经多次面对为什么要离开武汉这一话题，易中天的回答总是：武汉太热了，想找个气候宜人的地方养老。今天，总想“惹事生非”的记者再次“挑衅”，老易依然从容不迫，滴水不露：“武汉的天气不好，是实际情况，冬冷夏热。但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武汉人民依然创造了美好的事业，这难道不更值得尊敬么？”到底是精研历史、品透人心、洞悉人性的易中天，如此回答，真是聪明。 　　但是要真正探究当年易中天为什么要离开武大，好象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从网络曝料和媒体采访中，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1978年，没有大专文凭，也没有参加什么研究生补习班学习的易中天完全赁自身实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全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今天，没有本科文凭好象是不让考研究生的）。1981年，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毕业分配政策，易中天理当回到原所在地新疆。然而，易中天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武大年过古稀的胡国瑞教授对易中天十分赏识，执意要求学校将易中天留校任教。当年以办学开明着称的武大校长、着名教育家、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刘道玉也感觉人才难得，为此，以学校的名义积极与新疆联系，请新疆方面支持学校的学术梯队建设，允许易中天留校。但新疆的答复是：新疆地广人稀，人才奇缺，易中天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他所在学校已给他发了三年的工资，不同意易中天留校。 　　刘道玉并未这此罢休，他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长，提出以“在今后的武大毕业分配时优先考虑新疆所需人才”的承诺换得新疆对易留校的同意。这一想法得到了部长的支持，在教育部的干预下，易中天终于留在了武汉大学。要知道，在当时要改变定向培养计划分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教育部为易中天留校的事还单独发了文件。 　　就这样，已经毕业回到新疆近一年的易中天于1982年返回武汉，成为武大的一名青年教师。返校后的易中天没有辜负导师和校长的努力与期望，他不仅在自己在研究领域充分施展才华，而且讲课纵横天下，妙趣横生，课堂场面火爆，成为中文系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1984年，易中天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分管科研、外事、研究生、留学生工作。1988年，刘道玉从武汉大学校长职位卸任，似乎从那时起，易中天在武大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据说，有一批正人君子老学究什么的甚至合谋取消了他的授课权，原因是他开的几门课太受欢迎了（现在有戏霸、艺霸，学校里是否也有学霸？）！4年后，易中天选择了离开武汉大学。 　　谈起易中天当年离开武大时向自己辞行，刘道玉向记者坦言到：“中天虽然没有向我说明他为何要离开他的母校，但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心想：他肯定是在心情不愉快下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学术称职上压了他，他直到1991年才提升副教授，而与他情况相同且成果不如他的人，却提升了教授；二是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压抑。鉴于此，对于中天的离开，我是支持的，尽管我为他留校花费了心血。” 　　易中天在武汉大学教书10年，一直都是讲师，要调到厦门大学武大才给了一个副教授的待遇，对此，易中天当年的同学、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解释说：这在当时叫“提调”，就是你要走了才给你提职称，你不走就不给你提。武大的学术研究体制竟如此叫人尴尬！ 　　1992年，易中天来到厦门大学，担任艺术研究所所长，并很快晋升为教授。在厦大，易中天重新思考学术道路问题，最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多年以后，成名的易中天在回答为什么离开武大时总抱以“武汉太热”作答，这里，环境的因素是否有更深的含义？ 　　如今，易中天着书、宣传大众文化，刘道玉是极其赞赏的，并认定只要学术环境宽松、学术评价实事求是，易中天就会有更大成就。 　　今天，回首14年前的那个初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个性张扬、不为主流学术界所认同的中年教师以怎样的心情离开了他学习、生活和工作了15年的城市，那列徐徐南下的火车载走了一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中年男人怎样的雄心、幻想抑或怀念？

　　内容来源：戴希，图文综合自网络 　　姐姐匡惠比妹妹匡雪大2岁，她们却在同一个班里读小学。 　　匡雪爱读书、肯钻研，考试成绩总是不错；匡惠贪玩、学习马虎，考试后经常愁眉苦脸。父亲匡万里当过兵，对姐妹俩要求很严。每次考完，成绩差者回家没准挨揍。 　　好不容易熬到五年级上学期。 　　那次考数学，匡雪得了91分，匡惠却只得了75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回家后看过成绩单，父亲竟会青面獠牙，冲着匡雪虎吼狼嗥，要对她拳脚相向！匡雪不解，瞥了一眼成绩单：天啊，匡惠的成绩怎么变成了95分！“爸，姐姐她……”匡雪很愤怒。 　　ldquo;她怎么啦？”父亲追问。 　　匡雪又飞快地盯过去，发现匡惠虽在强打精神佯装镇静，但眼神却已掩饰不住心虚与内疚。只一瞬，匡雪就心生怜悯，犹豫了。 　　ldquo;姐姐真的不错。这次她考得比我好，她读书很用功。”匡雪忽然改口。“既然如此，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我还得让你记牢！”父亲咬紧牙关说。 　　接下来，匡雪挨了父亲的一顿打，但匡雪始终挺住，不哭。倒是匡惠，跑得远远的，躲在一旁默默地落泪，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说来也怪，自此，匡惠俨然换了个人，读书发奋努力，成绩真与匡雪不相上下了。几年后的高考，匡惠考上了湖南大学，匡雪则被南开大学录取。那段时间，父亲几乎天天乐得合不拢嘴。 　　上大学前夕，匡惠忐忑不安地走近父亲：“有件事的真相我不得不告诉您啊！” 　　ldquo;你想重提那次数学考试？”父亲微微一笑，“我知道你悄悄地改了考分！”匡惠大惊：“妹妹告诉您啦？” 　　父亲赶紧摇头：“没有哩！你以为你把7改为9改得天衣无缝，我真的看不出来？” 　　直到这时，匡惠才知道什么是情同手足，什么叫父爱如山。她被妹妹和父亲的良苦用心深深感动，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